馮小剛自從2000的《一聲嘆息》后，就離開了王朔的懷抱，開始了對倫理、道德、情感、人文關懷這些流行詞匯的研究。2003年，他和劉震云合作的《手機》，可以看作是馮氏電影成功轉型的標志性作品，不僅創(chuàng)造了票房神話，還影響了中年婦女對手機的偏好選擇，給各大網絡論壇提供了長盛不衰的經典臺詞，影響力不可謂不大。而2004年的《天下無賊》，則把馮氏電影的神話演繹到極致，票房再度豐收，而且好評如潮，賺足了觀眾的眼淚和鈔票。
眾口難調，或許有不少人對馮小剛的把戲嗤之以鼻，但平心而論，馮小剛是越學越聰明了。如果說《手機》還停留在技術理性對倫理、家庭和情感的沖擊上，《天下無賊》包含的意義開始豐富起來，開始涉及人性、社會和哲學層面的價值沖突。雖然用“哲學”、“政治”這些大詞有嘩眾取寵之嫌，我仍然堅持殺雞須用牛刀，因為目的不在于雞，而在于刀。馮小剛養(yǎng)的《天下無賊》，只是刀俎上現(xiàn)成的魚肉而已。根據我的觀察，它可以被大卸六塊。
（一）符號與意義
《天下無賊》講述一群賊的故事。單純善良得不可思議的青年民工傻根懷揣著六萬塊錢和“天下無賊”的信念踏上回家的火車，馬上被兩撥賊盯上了。一撥是鴛鴦大盜，男鴛鴦王薄，女鴛鴦王麗，后者受過傻根的滴水之恩，想保護這個傻兄弟。另一撥賊是胡黎領導的盜竊團伙，對六萬塊錢虎視眈眈。此外還有一個智勇雙全的便衣警察，幾個弱智的劫匪。兩撥賊為了錢互相爭斗，最后發(fā)現(xiàn)都上了警察的當。最后，傻根還在睡覺，胡黎集團被端掉，胡黎殺了王薄，也難逃法網，警察找到逃脫的王麗，卻放走了這個重新做人的懷孕女人。真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好似飛鳥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好一個“天下無賊”！
在這個好萊塢式的敘事中，不僅揉進了懸疑、警匪、愛情、特技等流行的商業(yè)元素，導演還有意構建了一些藝術符號，賦予了高度的象征意義。胡塞爾把符號的功能劃分為表述（ausdruck）和指稱（anzeichen）兩種，前者具有客觀的、不因人而異的意義，而后者“在真正的意義上，一個東西只有在它確實作為某物的指示而服務于一個思維著的生物時，它才能被稱之為指稱”（《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7－28頁）。指稱沒有特定含義，正如魯迅所說，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因此，從高高在上的政治和哲學角度來看待一部說不上深刻高明的電影，似乎并無不可。
很有些人懷疑傻根的真實性，認為他簡直是真空里長出來的試管嬰兒，沒有普遍性。然而，拋開個體意義，如果把傻根當成一個抽象的群體，那他就是人民的象征。在當前中國的話語體系中，人民從來就是神圣的符號。人民被假定是善良的，高尚的，勤勞勇敢的，又經常被暗地里認為是容易欺騙的，軟弱愚蠢的。聯(lián)想到當前的反腐敗和國企改革，不知有多少貪官污吏從人民手里騙取信任，有多少資本權貴從人民身上搜刮錢財。而人民還被蒙在鼓里，做著“盛世太平”的白日夢。你能說這樣的傻根不存在嗎？
傻根傻本來無可厚非，再愚蠢的賊也不會光顧他。可是當他包里有了六萬塊錢，他一下子就成了各方面爭奪的焦點了。這六萬塊錢就是一塊唐僧肉，引得各路神仙妖怪都來捧場，演繹一出精彩紛呈的《西游記》了。同樣，人民的唐僧肉就是國家權力。當政客們需要權力時，人民被捧上了天，暈暈糊糊就把權力拱手相讓。一旦權力到手，人民就分文不值。人民雖然像唐僧，又愚蠢又無能，奈何他們人多勢眾，盧梭只好把人民主權給了他們，傳授《社會契約論》作為緊箍咒。可惜他竟忘了找一只上天入地的猴子來護駕，結果當妖怪張牙舞爪撲過來時，人民在緊急關頭念動咒語，才發(fā)現(xiàn)沒有孫悟空，而妖怪是不懂咒語的。
王薄和王麗，代表了草根階層的反叛力量。他們身上有著濃厚的游俠和綠林色彩，浪跡天涯，游戲人生，反抗社會，重視情義，要是在宋徽宗時代，還可以上梁山坐把交椅，可到了這個時代，只能在法律的漏洞里游走，到頭來免不了被收編或是魚死網不破。如果王麗是有心被招安的宋江，那么王薄便是與皇帝老兒誓不兩立的李逵，對朝廷不抱幻想，死心塌地做山賊這份很有前途的職業(yè)。到后來，李逵棄暗投明，完全是出于對宋江的一片赤誠之心。在電影里，王薄之所以轉而保護傻根，也是出于對王麗的愛情。至于她肚里的孩子，只是愛情的象征。
胡黎，這個紀律嚴明的盜竊團隊的最高領導人，無疑是精英階層的杰出代表。他深諳官場規(guī)則和政治權術，對內恩威并重，對外求賢若渴，一旦不能為己所用不惜除之而后快。他所作的一切，都是處心積慮要保持自己的絕對權力，擴大勢力范圍。黎叔的經典臺詞如“21世紀什么最寶貴？人才！”，“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啊”，“有組織，無紀律！”，還有“這次出來一是鍛煉隊伍，二是考察新人，在這里我特別要表揚兩個同志，小葉和四眼。”等等，清楚地表明，他熟練掌握了一整套官僚語言，雖然身處黑道，可完全按照白道的規(guī)則辦事。而且，從黎叔對技術的推崇可以推斷，他更像是一名技術官僚，務實精干，考慮周全，所以一旦作惡，藏得很深，很難對付。
最后，當然就是英明神武的警察了，象征著國家、政權、法律、正義諸如此類。和人民一樣，他被假定是忠誠和勇敢的楷模，正義與智慧的化身。他是人民的保護神，罪惡的天敵，具有無窮的力量和非凡的智慧，他洞悉古往今來的秘密，一切都逃不過他鷹一樣的眼睛，一切都在他如來神掌的操縱之中。所以，影片中警察只在萬分必要的時候才出現(xiàn)，因為一切都像是他導演的一樣。當攝影師給他正面特寫時，意味著一切都結束了。這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同樣英明神武的中紀委和一貫正確的領導們。
也許有人會補充說，還有很多象征符號，比如黎叔的小蜜小葉同志象征棄暗投明的先進文化，黎叔剝的雞蛋是先進生產力的象征，這些想法聽起來有趣，可惜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因為我們要討論更加重要的問題。
（二）理性與信仰
文藝復興之后，人的自我意識全面蘇醒，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口號，建構起大陸唯理主義的體系。英國的休謨（davidhume）與之針鋒相對，徹底懷疑理性的可能，認為人的認識能力僅限于經驗層面。為了應對休謨提出的尖銳問題，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1781）里提出了“先驗理性”的概念，把認識能力分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種，理性是認知的最高層次，具有普適性和先驗性?？档滦坌牟匾牙硇宰鳛橹亟ㄕ軐W世界的基石，可惜好景不長，叔本華和稍后的尼采不買帳，以意志代替理性，激進地提出“重估一切價值”，由此開啟了后現(xiàn)代主義對理性的顛覆。到了哈貝馬斯（juergenhabermas）那里，決心重建理性，拋棄先驗理性，轉而提出情境理性（situatedrationality），強調理性在不同場景里是不一樣的（《后形而上學思考》，1994）。
在影片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如何與情感和信仰糾纏在一起，宗教救贖如何戲劇性地影響事態(tài)的發(fā)展。
毫無疑問，傻根是個不會懷疑的經驗主義者，他的認知能力尚未上升到理性層次。他根據小時候拾糞的事情和與狼共處的經驗斷定，人都是講誠信的，不可能比狼還壞。
而黎叔是個康德先驗理性的忠實履行者，他太相信自己，也只相信自己，就連輕信小葉也是出于自信。他崇尚技術理性，不惜余力維護制度和秩序，對他來說，理性的確是先驗、普適而且永恒的。“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王薄呢，是情境理性的最好例子。他也相信理智，有他一套久經考驗的價值觀和方法論，熟練掌握技術文明。他對這個社會有著深刻的洞見，閃爍著哲學的火花。比如，他對王麗說的一段話：
“他憑什么不設防??？他憑什么不能受到傷害？憑什么？是因為他單純??？他傻？你為什么要讓他傻到底？生活要求他必須要聰明起來。作為一個人，你不讓他知道生活的真相，那就是欺騙。什么叫大惡？欺騙就是大惡。”
說得固然十分精彩，但就是這么個快達到哲學家境界的人，也會被感情所左右。當聽到王麗說她已經懷孕，想為后代積點陰德，他的理性立刻發(fā)生了180度的大轉彎，甚至可以說是非理性。他不惜得罪道上呼風喚雨的黎叔，不惜違背自己的原則，不惜丟掉性命去實現(xiàn)一個“天下無賊”的幻境。對王薄來說，對王麗的愛情是不變的，如果不改變自己的理性，就可能失去愛情。只有在這點上，他始終是理智的。
說到王麗，我只能把她歸到尼采的陣營。女人似乎天生是情感的俘虜，更喜歡投向意志的懷抱。這對亡命鴛鴦詐騙人家一輛寶馬車后，王麗就發(fā)現(xiàn)自己有了身孕，一時間意亂情迷，良心發(fā)現(xiàn)，決心洗手不干了，到寺廟里燒香拜佛。受了傻根滴水之恩，就決定涌泉相報。諸多舉動難以用理性描述，只能歸結為唯意志論，情感沖動才是她行動的準則。
但反過來說，只有瓦解了理性的堤防，宗教救贖才成為可能。這種救贖不同于《賓虛》（binhur，1959）里耶穌對猶太王子的拯救，也不同于《肖申克的救贖》（theshawshankredemption，1994）里安迪的自我救贖。前者是一種宗教意義的終極關懷，后者則洋溢著自由主義的人文理想。王麗沒有宗教，也沒有追求自由的信念，寺廟里虔誠地敬上一炷香并不代表她就皈依我佛。她的良心發(fā)現(xiàn)，更多的是向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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